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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昕对话沈黎晖:英雄不再,摇滚不老  

2011-09-20 10:12:06|  分类: 娱乐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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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姜昕对话沈黎晖:英雄不再,摇滚不老 - 名FAMOUS - 名汇FAMOUS

  姜昕出了本《长发飞扬的日子》,写的是那段对于内地摇滚人来说,“闪亮的日子”。穿着皮夹克破洞牛仔裤,在Party上出尽风头。即便那时候,大部分人穷得一塌糊涂,常年口头排练,为吃顿炒菜心动不已。后来,盗版来了,网络来了,音乐人也不一样了。
  
  如今,他们拥有各自的事业与感情。他们在大房子里忆苦思甜,憧憬有一天建立嬉皮村,汇聚几代摇滚人,在那里得到阳光、空气、水和音乐,以及幸福。
  
  比比谁更苦
  
  本意并非忆苦思甜,但说到那段日子,姜昕和沈黎晖却忍不住开始了“比苦大会”。
  
  沈黎晖:写了那么多年,你这本书终于出了。
  
  姜昕:《长发飞扬的日子》是我1999年写的,2001年开始在网上连载,内容写到张炬去世。2008年写了续集,最近为了出版成书,中间删改了不少,比如那些特愤青的东西,当年看好多事不顺眼,能连骂好几篇儿。现在年纪大了,觉得每个人都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,不应该骂。
  
  沈黎晖:骂也是你的权利。
  
  姜昕:管好自己就行啦!书里还加了不少故事爆了不少料。比如当年摇滚乐手们都特穷,欧歌想买一套吉他弦,没钱,知道欧阳兜里有十块钱,就想把这钱拿过来,说咱俩打赌,我要把纱窗上那个臭大姐吃了,你这十块钱归我。欧阳不信,欧歌真站起来,拿起臭大姐,张嘴就咬了一半,绿汁儿都冒出来,爪子乱蹬,就这么咽了。欧阳不肯给,又不能赖账,怎么办?他说,我喝一杯自己的尿,咱们就算清了。后来他就真喝了。
  
  沈黎晖:……就为十块钱!
  
  姜昕:那会儿兜里有十块钱挺横的。我记得1997年你们清醒乐队出第一张唱片《好极了!?》时,显得一点都不苦,是圈里著名的贵族乐队。
  
  沈黎晖:实际是苦里有乐。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圈儿里最有钱的乐队,连窦唯都专门来看过。我们乐队最初也特别穷,在四路居租了个小排练室,一个月房租二十多块钱都付不起。我都是骑自行车去,下大雨浇得跟落汤鸡似的,偶尔去个脏兮兮的小饭馆要个炒菜都是好日子了。说是排练,没鼓没贝斯,鼓手敲椅子,剩下的拿几把破吉他。
  
  姜昕:你们还有几把吉他,我知道一个乐队租不起排练室,排练也没乐器,就口头排练,几个乐手都不想干了,主唱为了把大家拢一块想了个办法,说是排练完管饭。排完了主唱说,你们先去饭馆点菜,我马上就来。乐手们就去了,其中一个忘了拿包,又折回来了,一看主唱正馒头夹榨菜猛吃呢。问他干吗吃馒头?回答说我兜里就剩三十块钱,怕待会不够,先吃了能省两个菜钱。我自己也苦过,就是写这部小说的时候,一百块钱扛一个星期,靠稿费交了房租水电费。
  
  沈黎晖:我最苦的时候其实是我二十出头,做印刷公司,一下子赔了三十万,我一边想着还钱一边搞乐队,扛了两年终于挣钱了,还了钱之后,唯一的想法就是出张唱片。第一张唱片花了将近百万,光录音花了三四十万,很奢侈。那时我们乐队贝斯手刘维特有计谋,说咱们得把简历改改,别写咱们1989年就成立了,显得快十年了才出一张唱片,我们一定要说自己是崭新的,跟别人都不一样的。别人都留长头发,我们一定剪短;别人都穿特破,我们一定穿特好;别人封面都做得特灰暗,我们一定做得特亮。还好赶上了唱片业繁荣的尾巴,这张唱片我们赚了,那之后盗版就不可遏制了。
  
  姜昕:天蝎文化就是因为盗版倒闭的。最早做我的《花开不败》很顺利,很快收回成本,1996年发了《再见张炬》,那是第一张集结了第二代摇滚乐手的唱片,老板郭大炜觉得肯定卖钱,跟某个音像公司签约的时候就没要四十万的保底,要了个特别高的分成,结果唱片上市,一星期内出了四版盗版,盗版商把零点的《爱不爱我》、郑钧的《回到拉萨》外加黑豹之前的歌都拼进来了,所有人都买盗版,公司迅速倒闭了。
  
  沈黎晖:其实我们乐队能出来除了赶上最后的好时光,就是在包装上下了苦功,跟以前的乐队划清界线,立志开辟一个新时代。那之后新裤子、花儿、地下婴儿、麦田守望者……这拨乐队跟以前的就不一样了。
  
  姜昕:确实,时代也不一样了,有了电脑,有了私人轿车,摇滚乐手们不再像之前的那么苦,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。
  
  攒局者为王

姜昕对话沈黎晖:英雄不再,摇滚不老 - 名FAMOUS - 名汇FAMOUS

  原来当时的音乐人也曾各立门户,搞摇滚的看不起玩校园民谣的,但总有些爱混的家伙打通界限。
  
  姜昕:1998年,天蝎文化倒闭了,我偶然遇到高晓松,他问我怎么不出专辑,我说公司倒了,他让我唱两句听听,唱完后他立刻说这张唱片我给你做。后来我才知道高晓松为什么那么热心,校园民谣正红,但有人说高晓松的作品不如我的《花开不败》,同样是抒情,他的比我的酸。他不服气,就特想跟我合作出一张唱片。
  
  但天蝎文化倒闭时我和祝小民签了个私人合约,他是我的制作人,高晓松当即就拉着我去找祝小民,说你我联合制作,你负责音乐部分,我负责歌词和宣传。小民说你这是监制,怎么能叫制作人?高晓松说:我投的钱,我凭什么不当制作人?俩人就吵起来了。当时我跟郭怡广在一起,和丁武合租的房子,回到家把事情跟他们一说,他俩就拿出祝小民和高晓松的音乐来听,结论是校园民谣比摇滚差远了,就那三个和弦,高三拍而已。
  
  沈黎晖:那会儿都觉得摇滚最牛,往下有民谣或爵士,流行肯定是最低级的。我们的世界里只有摇滚,没人会谈论高晓松,根本不在话题范围内。
  
  姜昕:但我觉得高晓松挺有才华的,唐朝和高晓松,不是谁高谁低,是两种音乐类型,它们都打动我了,为什么非觉得摇滚牛民谣就不行呢?音乐无所谓形式,摇滚也有特差的,内容才是真东西。
  
  沈黎晖:内地摇滚乐的内容有其变化过程。最早崔健、黑豹、唐朝,包括蔚华、面孔,都是一个思路的音乐,带有一些政治性。到1995年,已经发生了变化,经常在Party里面出现的几支乐队,比如清醒、鲍家街43号、石头,都受了美国、英国摇滚乐很大影响,他们在地下潜藏了几年,到1997年发了唱片之后,就让人感觉到摇滚的内容明显改变了。
  
  姜昕:对,当年的摇滚乐传播还是要靠唱片。
  
  沈黎晖:当年的音乐市场只有唱片,没有任何演出市场。Party只是这个圈子的自娱自乐,像汇报演出,最近几个月又排了什么新东西,拿出来给大家看看,一个月也就一次两次。
  
  姜昕:我一听说哪儿有Party都要赶紧回家换衣服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美式的范儿,老妖子皮夹克,破牛仔裤露着膝盖,黑色的大头军靴,露一小截白袜子;夏天就是黑色或白色的背心,搭牛仔短裤,戴满各种耳环手镯,女孩最酷的就是这样打扮。但自从1994年Nirvana出来之后,我就改变风格了,开始穿运动衣、T恤,一双白色回力搞得特别脏,洗完头发不梳,专要那种刚睡醒的感觉。
  
  沈黎晖:我们乐队会刻意穿一些特好的衣服,什么叫“好”?譬如我一朋友,他特别讲究,一堆定制的大衣、西服,都倍儿有型。我也开始买这种,去国外时还专门去淘,小西服都特别紧,皮鞋头都特尖,走的是又贵又颓废的范儿。后来我们乐队的海报都贴到发廊里了,好多人照着我们的发型剪头发。
  
  姜昕:我们两个就代表那时候的两个分流:你在追英国Beatles范儿,我们追美国Nirvana范儿。
  
  沈黎晖:但特有意思的是,什么东西来了之后,不管是美式的,还是英式的,都会变成北京的范儿。北京一直是内地的音乐中心,各种人汇集。外界可能会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分界,但真正在这个圈子里,到一定阶段大家都会认识,偶尔在媒体上看起来有点对立,但相处起来很和谐。作家、画家、导演,等等,都在这里头。
  
  姜昕:到了2000年,这帮人又全混夜店了,到88号集合了,在那儿我亲眼看着方力钧和窦唯比赛吞冰块,他们本来喝威士忌,喝着喝着为一件事说急了,就打赌冰块,让我当裁判。
  
  沈黎晖:我知道许多年轻的乐手和艺术家们很熟,包括画漫画的、搞动画的、拍电影的……互相的合作、消化,有可能产生新的革命、新的流派。每个时代总有封闭的人,但也有一些特爱玩爱混的人,攒起一个局,大家一块做事。我觉得你属于后者。
  
  姜昕:对,我不会死抱着一个时代,没必要给自己设限。新的艺术为什么会被人接受,肯定是因为他带来了值得大家接受的作品,内容是更重要的,得看到真实的价值。
  
  珍贵而可惜的老摇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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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崔健、黑豹、唐朝以及“魔岩三杰”,是谈论中国摇滚绕不过去的名字。这些人还在继续生活,而记忆却在各自心中不同程度地封存。
  
  姜昕:摇滚乐最早的那拨人里,我现在仍然觉得牛的一是崔健,二是窦唯,唐朝、黑豹,但都是出了第一张唱片就不行了。我不是要评价其中某个人,当时我那么爱这两只乐队,青春和他们息息相关,说他们不好,我挺心疼的。再说到魔岩三杰,这三个都很有才华,但有待(张有待,国内外业界公认最具影响力的中国DJ,长期致力于摇滚乐、爵士乐、电子乐在中国的传播)说过一句话特对:这仨都是有才华没智慧。才华能让你在二十五岁之前发光,智慧则让你三十岁之后,不会为生活里一点小事绊倒。
  
  沈黎晖:我觉得何勇、张楚这俩挺逗。何勇之前说减肥,几年都没见效,最近两个月,下狠心了,很有效果。他们毕竟比我发片早,我看他们,一直有种对前辈的尊敬心态,可现在看他们俩简直像看着俩孩子,整天担心他找不着家,我这个晚辈倒成了兄长了。
  
  姜昕:我就是他们俩的姐和妈!我记得录《花开不败》的时候,张楚来我家,地毯上盘腿一坐,拿着琴就开始弹,弹了个旋律,问我好不好听听,又说楼下有个饭馆不错,要带我去吃。我特别高兴,觉得这是个哥哥,带着我混呢!可现在……他两年前交了个女朋友,1985年的,比他小十几岁,他特别爱她,但又觉得她太小了,老问我:姜昕,你说我应该跟她谈恋爱吗?过了一年又问:你说我该跟她结婚吗?他们俩也承认,早出名不是什么好事。
  
  沈黎晖:之前的音乐人做唱片,像完成一个梦想,但后来的音乐人,要面临梦想和现实的交战,现实是盗版猖獗,网络免费下载,不给你做梦的空间。时代变了,没必要再去苛求曾经的创作者。
  
  姜昕:人的创作是有高峰期的,观众也没必要盯着一个音乐人,他们之后会有更多新的音乐人出来。
  
  沈黎晖:这些“老摇滚”中我只对老崔有一点不认同。我更欣赏有破坏性的创造,为什么我会注意到丁武开始画画,就是觉得他破坏掉了一些东西,用新的方式去传达自己,不管传达得怎么样,这种勇气是值得敬佩的,而老崔对自己的破坏没有特别大胆,他的那些“革命”还在我意料之中。
  
  姜昕:你的想法也有道理,但我觉得,一辈子曾经有过特别牛的时候就已经很牛了。当年张楚的《造飞机的工厂》出版后,一个歌迷写了封长信给他,说自己特别失望,张楚受不了,就回西安了,一直拧巴了四年。但我觉得《造飞机的工厂》也挺好的。觉得一个作品好不好都是个人观点,没必要你喜欢一个人的作品,就要求他下一张还得让你喜欢。
  
  沈黎晖:其实,我不觉得是时代伤害了魔岩三杰,而是他们不够坚强。这三个人都有点才华,活得很自然;忽然魔岩来了,对他们说你们是全中国最有才的,周围的人也这么讲,他们就信了,觉得自己真的到了极高的位置,完全不明白这种说法背后有其商业目的。当魔岩撤离,他们被彻底悬在半空,造成巨大的心理反差,他们自己想不明白,就病了。
  
  姜昕:窦唯、张楚是内向的,何勇是外向的,他说过,“精神病院和监狱我都三进三出了,这都关不住我,谁还能把我关住啊?”但他们最可贵的地方,是没被这时代污染,还活在1995年以前,而我们已经活到2011年了。
  
  嬉皮村的雏形

姜昕对话沈黎晖:英雄不再,摇滚不老 - 名FAMOUS - 名汇FAMOUS
  
  姜昕梦想建立一个“嬉皮村”,沈黎晖打造的音乐节,大概可以被看作是这村落的雏形。爱音乐的人从各处汇聚,不管是腕儿还是草根,享受一样的阳光、空气与音乐。
  
  沈黎晖:现在的音乐市场挺好,环境比以前公平,你先给人暖场,和人拼盘,只要表现好,自然有唱片公司给你更大的机会。做唱片的成本也下降了,之前必须租录音棚,一天三千块棚费;现在在家都能录。唱片出来,如果听者觉得不错,就会买票看现场。乐队们都明白了,重要的是让人买票。
  
  姜昕:我在上世纪90年代认识的那帮人,后来全出名了,满文军、潘劲东、黄格选、戴娆、何静……一个不落。
  
  沈黎晖:可以说出名越来越容易,同时也越来越难。之前摩登天空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DEMO,办公室里都是箱子,现在不需要DEMO了,甚至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听,只需问问:最近哪个乐队有点要火的意思?数据很快就出来了。一旦火起来,速度非常快,譬如后海大鲨鱼,两年时间上过VOGUE、ELLE许多版本;万能青年旅店,去年一场报酬只有几千,今年的音乐节,得几万了。
  
  姜昕:老崔说过,国内特别缺乏经营唱片公司的人才,港台的唱片公司能把大粪变黄金,国内大部分唱片公司却把黄金埋土里。
  
  沈黎晖:现在是一个扁平的时代,艺人很容易到达受众,不聪明的艺人根本不敢开微博,而一些真实的艺人,在这个时代能迅速收获关注。如今工业机制慢慢开始建立起来,即使有盗版和免费下载,但也有人愿意为音乐付费,不管是买唱片还是买票,这就好办了。
  
  姜昕:我还有个梦,就是建一个嬉皮村,把所有音乐人都集在一块,有个PUB,大家都住在附近,每天一块玩。
  
  沈黎晖:现在音乐节基本上算是你这个梦的雏形了吧?1997年我创办摩登天空的时候,根本没想过有一天,那么多漂亮的人儿能聚在一起,听各式各样的音乐。你说的嬉皮村,挺乌托邦的,首先你得有块地吧?
  
  姜昕:有啊,我们吉他手在平谷有地。
  
  沈黎晖:那你得看土地性质,是宅基地还是旅游用地,什么产权……这都特理性。就跟音乐节似的,大家看到的是音乐,我看到的是各种报批、安保等等,做音乐节的人是享受不到音乐节的。但我还是想当一个听众,只听音乐不想别的,这天越早到来越好。
  
  姜昕:做听众最开心。有的乐队演完了就不跟观众一块看别的演出,好像得撑着范儿,但我永远要看完最后一场演出再走,这点老崔也挺好,他经常去北京的小场子,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刚起来的小乐队,他都看。人别太自己把自己当回事儿,否则容易跌得特别惨。RollingStone说,他也要面临落寞,曾经一百万人看他的演出,也许变成了五万;曾经追着他跑的唱片公司,也会说你这不够时尚。现在过得普通点,不是坏事。

  撰文|本刊记者张莹莹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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